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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当局九条禁令激怒港澳人士，评论称彻底暴露民进党当局真面目******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张若】民进党当局发布所谓的“港澳居民不得从事活动一览表”，列出九项港澳居民在台湾不得从事的活动，包括不得参加游行以及不得接受媒体邀请发表意见等，引发巨大争议和强烈批评。

　　据香港《东方日报》5日报道，台湾“移民署”近日发布“港澳居民不得从事活动一览表”，港澳居民不得从事的九项活动包括不得参加选举造势活动或助选活动，不得参加游行、抗争等政治性质公众活动；不得进入军事防务地区、实验室、生物科技、研发或其他重要单位；不得到各军事基地、要塞堡垒窥视、拍照或摄影等。其他还包括不得从事违反社会风俗或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不得未经许可工作，包括模特作秀或短期契约工；不得接受媒体邀请访问等。港媒注意到，公告没有写明法律依据、罚则和“港澳居民”的定义，不知道是仅限于在台停留的入境人士，还是包括在台湾持有居留身份的港澳人士。换言之，旅行观光可能同受影响。

　　台湾陆委会称，相关公告属“误植”，“移民署”已移除该页面，不得从事的非法活动目前仍在讨论中，将供港澳居民参考。台湾政治大学法律学系副教授廖元豪质疑该公告的法律依据，称“没有法律效力，但有恐吓效果”。他说，“你把游行、接受媒体邀请，跟卖淫、军事的东西放在一起”，可能会引发在台居留港澳人士的寒蝉效应。香港理工大学学者陈伟强表示，台当局此举十分荒谬，文件的流出并非偶然，而是试水温，测试香港人的反应。

　　香港2019年爆发“修例风波”后，民进党当局不断炒作“大批港人移民台湾”。根据台“移民署”数据，2021年有11173名港人获得居留许可，比2020年增加360人；1685名港人获得定居许可，“居留和定居许可人数均打破历史纪录”。但《东方日报》直言，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真正获得定居许可的比例并不高。与此同时，民进党当局还不断提高港人移民门槛。2020年8月，台“内政部”增设条文，列明如果申请者为现任或曾任大陆行政、军事、党务或其他公务机构，以及大陆在港澳投资的机构或新闻媒体职员时，台当局将不准其居留许可。2021年6月，台湾规定18岁以上港澳永久居民填写材料时，须填写是否“现(曾)于香港或澳门政府部门任职，宣誓或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效忠港澳政府”，同时申报毕业后所有工作经历，而非过去那样只填写近10年经历。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陈勇表示，不少台湾政客在香港“修例风波”期间声援暴徒，却对随后前往台湾发展的港人进行诸多限制，甚至不提供基本保障，如今又出台所谓的“九不得”政策，是将港人视为“炮灰”，为达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择手段。他希望香港市民擦亮双眼，避免被别有用心的政客利用。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黄国说，台当局炮制“九不得”明显敌视港人，好像港人去台湾就是做间谍。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副主席傅健慈认为，台湾当局炮制的“九不得”措施引起坊间批评后又赶忙将公告“下架”，是“作贼心虚”，显然发现有关规定欠缺法律基础、事实和理据支持，更不符合人权的普遍标准。

　　有媒体披露，不少港人因为移居台湾后的生活“不如预期”，选择回流香港。有评论5日称，香港爆发“修例风波”之际，民进党当局摆出一副关心、支持运动的姿态，蔡英文多次声称“与港人在一起”。一时间一些港人信以为真，把台湾视为“乐土”，甚至不惜冒险潜逃。然而，任何骗子都逃不过时间的检验，所谓“九不得”彻底暴露民进党当局的真面目，彻底击碎部分港人对台湾一厢情愿的幻想。（环球时报）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